乌鲁木齐一家地图出版社的印刷车间里，老师傅阿不都热合曼从机器上抽出一张刚印好的中国地图，对着灯仔细端详。他的手指沿着西南角缓缓移动，在帕米尔高原的位置停住，那里有一条细细的虚线。 干了三十多年地图印刷，他对这条虚线太熟悉了。每一版地图，他都要检查这条线是否印得清晰、位置是否准确。当年带他的师傅已经退休了，交班的时候特别嘱咐过，这条虚线是“未定国界”，印刷的时候绝不能出错。 2011年的一个秋日，阿不都热合曼接到社里通知，说新一版地图的样图要做调整。他摊开图，手指又滑到那个位置。这一次，他看到的是一条实线。他站在机器旁，愣了很久。 这条虚线从何而来，又为何在那一年变成了实线，背后是一个横跨三个世纪、牵扯四个国家、贯穿中俄英苏塔五方博弈的故事。 帕米尔高原，地处亚洲腹地，是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交汇的地方，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的山峰平均海拔超过四千米，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冬季气温低至零下三四十度。从地理上看，它是亚洲几条大山脉的结点，控制着东亚、中亚、南亚之间的陆路通道。 中国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唐朝在西域设置葱岭守捉，驻军在最西端的要道上。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帝国版图向西延伸到了帕米尔高原。乾隆帝命人在苏满塔什勒石记功，石碑上刻着汉、满、维三种文字，记载着清军的胜利和帝国西疆的范围。 这块碑，后来成了一个历史见证。它的去向，也是一段屈辱记忆的起点。 十九世纪中后期，沙皇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像一把长刀，一路从草原切到高山，从里海推到帕米尔。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势力也从印度方向向北渗透。两大帝国在帕米尔高原上迎头相撞，中间隔着的就是中国。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刚刚建省，左宗棠的大军刚刚稳住西北局势。沙俄趁机施压，逼迫清廷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这份条约的名目是“续勘”，听起来像是在之前基础上的补充，内容却暗藏玄机。条约把中俄在帕米尔高原分界线的起点从阿赖岭挪到了乌孜别里山口，然后规定：从乌孜别里山口往南，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两条线之间留下了一个夹角地带，被标注为“待议”。 这个“待议”地带本来就是中国领土，清政府设卡驻军，管辖了上百年。条约把它变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等于把确定的东西变成了不确定的东西。 沙俄的手法并不新鲜。在远东，它用类似的方式处理过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在西北，它又用同样的套路，把帕米尔推进了争议的泥潭。 八年之后，沙俄露出了真面目。1892年，沙俄先向清政府发出外交照会，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清军撤出帕米尔，俄方就立即派员联合勘界。清政府轻信了这套说辞，下令撤回驻守在萨雷阔勒岭以西三个营的骑兵。 部队刚动身，俄军就动手了。约诺夫上校率领一千五百名士兵进入帕米尔腹地，摧毁清军哨卡，驱逐残余守军，就地建立俄国军事据点。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短短一个秋天里换了主人。 更早一年，约诺夫曾率三百余人的小股部队侵入帕米尔，来到苏满塔什的纪功碑前。他命令士兵把石碑从基座上撬下来，装车运回俄国。这块记载着乾隆帝功绩的石碑，如今躺在莫斯科的博物馆里。 石碑被搬走了，土地也被占了。但清政府没有放弃外交层面的抗争。驻俄公使许景澄多次照会沙俄外交部，逐条批驳俄方的无理要求，还撰写了几份详尽的边界考证文件。驻法参赞庆常也奉命与俄外交大臣吉尔斯谈判，坚持以1884年条约为基础解决问题。吉尔斯在谈判桌上数次被顶得无话可说。 然而，外交辞令的锋利，无法弥补国力上的巨大落差。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腹背受敌，不得不接受沙俄提出的“各不进兵、以待和商”的方案。这个方案听上去像暂时性安排，实际上是冻结了中国对帕米尔西部的主权主张。 更大的羞辱发生在1895年。英国和俄国绕开中国，在伦敦密谈，最终达成了一份关于帕米尔地区的协议。英俄两国以萨雷阔勒岭为界，沙俄取得北边大部，英国通过阿富汗取得南边一条狭长的瓦罕走廊作为缓冲带。这条走廊至今仍是阿富汗与中国接壤的唯一通道，宽不过几十公里，窄处仅十余公里。 中国没有参加这场谈判，没有看到协议的文本，甚至没有被提前告知。一个国家的领土，被另外两个强国自作主张地切分，这在近代外交史上并不罕见，但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痛感刻骨铭心。 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代政权都没有承认1892年的武装占领和1895年的英俄协议。中国的地图也一直把帕米尔西部画在版图之内。但画在地图上的线，替代不了地面上的存在。从1892年之后的近一百年时间里，萨雷阔勒岭以西一直处于俄方及其后继者的实际控制之下。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之间围绕边界问题举行过多轮谈判。帕米尔地区是其中一个议题，但始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苏联解体后，这一段“历史遗留问题”转到了新独立的塔吉克斯坦头上。 塔吉克斯坦是后苏联空间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93%的国土是山地，人口不到
